政治风波激荡下的中山大学1

从海参崴到莫斯科，行程7400多公里，列车走了半个月，到达目的地时已是19 26年底。学校派人来接，我们坐着有轨电车来到学校。

当时，莫斯科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：一所是东方大学，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，是1921年4月列宁为东方各国发展民族和殖民地革命培养干部而创办的，实际是党校。刘少奇、任粥时、罗亦农、王一飞等是该校第一批学员，溜秋白曾在那里当翻译，他们回国后是推动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骨干力量。另一所是中山大学，是国共两党合作的“蜜月”时期创立的。1925年10月，为了纪念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（字逸仙）、培养国民革命干部，由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商议创办的，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，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。

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，实际上由苏方管理，校长是拉狄克。国民党派了邵力子为中山大学理事，常驻在莫斯科。同年秋，国内开始选派学员。学员来自三方面：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，包括国民党中央要人的子弟，黄埔军校和湘。滇军校的学生，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，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，叶楚伦之子叶南，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和他的妻弟韦永成等，还有后来蒋介石“十三太保”中的康泽、贺衷寒、郑介民，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，他们是“标准”的国民党员，也有少数共产党员，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左权。

一部分是通过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的，如邓希贤（小平）、傅钟、任卓宣等，这两部分学员是公开成行的，19 25年底或1926年初就到达学校。我们是从军阀统治区的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等地选送的，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，是秘密成行的，最早的如王明（陈绍禹）、张闻天、沈泽民等，先后在1925年11月到达。

另还有伍修权、乌兰夫、俞秀松、孙冶方（原名薛暮果）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。博古（秦邦宪）、李伯测和我在1926年末先后到校。这从学生证的编号上也反映出来，小平同志是233号，李伯制是394号，我是453号；我到校时，小平同志已奉命回国了。在这批学长中，张闻天是我和李伯钊在重庆时就认识的。他192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，曾在川东师范和女二师任教，李伯钊就是他的学生。在女二师，张闻天教她们英文课，还组织她们参加“平民学社”。他还和我四哥杨周公常有来往，所以，我一到莫斯科，他便来看我。到1927年为止，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，但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，具有双重身份。

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，是一幢四层的楼房，里面有教室、办公室、图书馆和餐厅，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邪，屋宇宽敞豪华，大厅里浮雕精致，吊灯堂皇。楼前一片树林，间有排球场地。楼后的篮球场上，我们到达时，泼水成为冰场，许多学员在溜冰。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。后来学生增加了，楼里已容纳不下。到我们去的时候，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，住的是另一个地方，那里像大礼堂一样，一排排床，房子还整洁，但没有单间房，厕所是公用的。已经结婚的夫妻，就用铁丝拉起白布，划出一块来。

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，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，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，星期六有蛋炒饭、火腿肠、鸡蛋，每月津贴25卢布，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。来莫斯科的途中，我发现车站上很少能买到白面包，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，而对我们如此优待，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。

人学的第一年，我集中精力学俄语，没有选其它课程。幽静的中山大学校园并不是世外桃源，它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和联共内部的斗争密切地联系着。

这一年内震撼人心的事件接连不断，激荡着每个学员的心：第一，是3月21日上海工人起义成功，中大的同学欣喜若狂，《真理报》发表题为《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》的社论，预言“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”，“增强”了中国无产阶级“执政的希望”。

4个多月前，我参加上海工人起义“第一幕”的情景记忆犹新，如今，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空，真是使我喜出望外。这天下午，我走在以中大学员为先导的游行队伍中，和莫斯科市民共享胜利的喜悦。

未完待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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